[10]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经历工具发明、火的使用和语言产生阶段后，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埃及、美索不达比亚、印度和中国的高度古代文明基础上，公元前5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几百年间，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类思想家，如中国先秦出现孔孟老庄墨荀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还有怀疑论、唯物主义、诡辩术、虚无主义等思想流派，伊朗出现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先知，从以利亚到以赛亚、耶利米再到以赛亚第二，希腊出现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阿基米德等。进入知识传统，有一个必经法门，就是读古代经典，读圣贤书。

法理学问题讨论的日益学术化和专业化带动了对法理学科体系的反省与调整。遵循这样的法则，便是古人所谓法法。这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只主张多数人的人权到主张一切人即包括少数人的人权。第二节分述有权解释和学理解释两款，其中，有权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学理解释则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论理解释又包括扩张解释、缩小解释、勿论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沿革解释和类推解释诸项。

又比如，法律解释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列为专章，有关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深度。这样，便需要更宽的视野，更深的思考，更严谨的建构。因此，可以说，律师以捍卫法律尊严为己任，以实现社会正义为其价值目标。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98页。公民特别是刑事案件中受追诉的人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随着法律援助从民事案件扩大到刑事案件，刑事法律援助具有了超越单纯保护被追诉人的更为重要的价值：实现公平审判及司法的正义。[10] 参见朱昆、郭婕：《我国法律援助机构设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政府与法治》2013年第5期。如果一个贫穷的被告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直接面对控方的指控，这种崇高的理念就会荡然无存。

（二）从法律援助的本质追寻国家责任 法律援助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三、政府责任的弊端 政府责任并不等同于国家责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意识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间的差异，也达成了实质性平等才应为现代国家及社会所追求的共识，法律援助就是公民法定权利得以平等实现的重要保障。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社会契约论、人权保障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需要。20世纪初，美国公设辩护人的设立，突显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为公设辩护人是领取工资的律师，他们提供辩护的基金大部分来自国家的税收。在现实生活的类似情况下，某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不再拘泥于具体的案件，而是瞄准了现行法律及制度的缺失，力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美国律师协会（ABA）授命而成立的职业主义委员会于1986年发布了《为公共服务的精神：重燃律师职业主义的蓝皮书》，该报告不仅再次重申了律师界超越纯粹追求利润的商业主义，将追求公共利益作为首要目的的职业主义原则的态度。为了回答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抑或政府责任，本文一方面从法律援助的历史源流、本质以及理论基础考察论述国家责任，另一方面说明规定政府责任的弊端，最后回答律师履行法律援助究竟是义务还是责任。对律师、医生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在瑞典、丹麦等福利国家，国家责任体现得更加充分，私人律师的作用降低，法律援助主要由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部门实施。

律师职业具有公共性，公共性提倡律师对公众利益和社会正义所负有的责任。一方面刑事诉讼涉及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两项最基本的权利，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可以说是国家人权保障的一项最重要内容。

【注释】 作者简介：程滔，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研究员。我国《律师法》42条和第50条分别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律师如果不履行相应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并配备法律援助的人员：刑事方面，设立公设辩护人，有的国家如日本称此为国选辩护人。【期刊名称】《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专题： 法律援助 责任主体 。国家责任比政府责任宽泛，法律援助限定为政府责任，责任主体则被极大限缩。诉讼中的权利，是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还有其他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是仅次于宪法的人权保障法，而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发展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体现国家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人文关怀，这是国家政治文明和法治水平的试金石。我国的法律援助虽然实行二十多年，但是在建设初期就存在理论基础薄弱、制度建设欠缺等先天缺憾，近些年政府出台了不少的法律、政策和意见，从人员保障、管理体制、资金投入等方面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支持。

保护公民权利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职责所在，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建立规范的法律援助体系，进行社会救济。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律援助被认为是国家的一种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重要义务，国家专门投入资金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

（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下的国家责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项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口号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确立为普遍遵循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并且规定在各国的宪法中。法律援助是给予穷人的权利。

直到15年后即1979年哈佛林案才实现刑事辩护的全覆盖。立法方面，律师直接或间接参与立法活动，提出立法建议。

我国2004年修宪，明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国家对人民的一项空前高度的法律承诺，专门成为一款，写入第二章33条，可见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这种努力旨在将法律援助发展成为人人都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让法律援助走向所谓的权利时代。[6] 程滔：《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及其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7页。

现代文明的诉讼更加注重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被追诉人不再是受刑讯的诉讼客体，而成为诉讼的主体，他们也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具有人格尊严。人类社会的存在就必定产生冲突。

从公安机关来看，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的阶段扩大到侦查阶段，特别是刑事辩护全覆盖后，公安机关义务更重。国家责任是由一个完整的国家系统所承担的责任，其责任主体是国家内设所有机构，是包括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司法机构等在内的集合体。

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是最为规范、最为公正、最有效力的一种手段，但化解冲突只是诉讼的直接目的，保障人权可以说是诉讼的深层次的目的。[3] 这里提到的政府责任是广义的，即国家责任。

在社会方面，律师履行社会责任多表现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公益法律服务，提供和扩大就业，从事慈善事业，参与教学研究，发表著作和研究成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人提出了基于慈善应有的，就是基于法律而应得的的思想，试图将法律援助的慈善性质与穷人得到法律援助的基本权利相结合。法律援助对穷人来说不再是施舍，也不再是可有可无，作为国家责任，国家有义务组织人员实施且保障符合条件的人员获得法律援助，并予以立法，完善组织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刑事法律援助有其特殊性，这是由于刑事诉讼的性质决定的。

[10]因此宜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国家责任，以统筹全局，协调各方。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当每个人和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一个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负有服从大多数的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

这样使更多的机构、团体都加入到法律援助的实施中。人权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全面、有机的权利体系，是人的人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权利的总称。

四、律师责任 当国家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则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政府又会将法律援助服务交由律师承担。（二）律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决定其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 律师职业所属的法律职业的核心特点是公共服务，公正和公共福祉则是公共服务的目标，是职业的理想。